江姐原名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农民家庭。江家家境贫寒，江竹筠8岁随母亲光芒到重庆，10岁到袜厂做童工。
江家虽穷，江母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能让女儿读书，江母到开诊所的弟弟家帮助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她不要薪水，只希望弟弟能资助自己的女儿上学。
上学不易，苦难的生活经历让小竹筠学习特别努力，成绩优异。读书期间，江竹筠遇到了一位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国文老师丁尧夫。
时值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之际，丁老师经常会给她讲一些民族存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励她努力读书，报效国家。
丁老师还经常启发她深入思考：一个人能够最终靠学习改变自身的命运，但天下那么多穷孩子，他们的命运如何改变？如果不推翻剥削阶级，这些人永远无法彻底改变现状。
1935年，丁尧夫被以“”的罪名抓捕，这时，江竹筠才知道老师原来是。
在消息闭塞、军阀统治下的山城，被宣传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红军被丑化为“红眉毛绿眼睛的恶魔”。
对这样的说法，小竹筠没任何概念，不知该不该信。不过她知道丁老师是好人，如果这样好的人是的话，那一定是好人，以前听到的那些宣传就是假的。
这使她开始进一步认识和思考以前丁老师和她说的“革命”二字的含义，内心对产生了向往。
1936年，江竹筠考入重庆南岸中学，三年后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在这里，她认识了同班同学戴克宇。
据戴克宇回忆，江竹筠爱思考，追求进步。在读了小说《母亲》和《铁流》后，被书中的英雄所感动，问她“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和鼓舞他们战斗的？”
1939年，发动第一次高潮，很多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江竹筠却变得更坚强。她说：“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有志气的青年应该投入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
戴克宇了解到她有入党的想法，问她，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牺牲，你怕不怕？
江竹筠回答道，革命不能贪图享乐，要革命就得什么也不怕。我既然决定入党，就准备把一切贡献给党，包括生命。
第二年，按照组织的要求，江竹筠考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以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在青年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
1941年7月，江竹筠从职校毕业，进入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在党内的身份则是新市区区委委员，与沙坪坝一些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的女党员进行单线月，组织上交给江竹筠一个特殊而艰巨任务，让她与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以方便他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已经结婚，但彭妻谭正伦既不熟悉重庆，也没有下工作的经历，因此，组织上才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江竹筠。
与电视剧《潜伏》里的翠萍与余则成一样，假扮夫妻掩护身份的现象在革命年代有很多，只是对于从未谈过恋爱的年轻姑娘来说，这确实比较为难。即便如此，江竹筠还是毅然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彭庆邦原是地下党云阳县委书记，南方局为“建立坚强的西南党组织”，决定调他来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以加强对重庆党组织的领导。
为安全起见，彭庆邦改名为彭咏梧，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政府中央信托局做职员。
江竹筠毕竟连恋爱都没谈过，突然与一个已婚男人一起生活，难免会有些尴尬。但他们从大局出发，相互配合，努力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地下党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二人组建的“家庭“成了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交流、辅导中心。江竹筠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彭咏梧做好通讯联络工作。
江竹筠出身贫寒，平素特别俭省。平时不坐黄包车，饿了渴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吃饭，一个烧饼一杯水就能凑合一顿。她穿不惯高跟鞋，又嫌高跟鞋贵，干脆就不穿。
同为地下党的闺蜜何理立批评她说，你这样做很不安全，你是政府高级职员的太太，哪有你这样天天自己走路回家，连车都不坐的？这与你身份不符嘛！
江竹筠接受了批评，可还是不舍得多花钱，只有快走到家时才招来个黄包车坐上去，像个阔太太那样回到信托局宿舍。
1944年春，江竹筠在一次外出联络中，发现被特务跟踪。组织上担心她会暴露，决定让她立即转移到成都。
在成都，江竹筠发现工作比较难找，就向组织请示想考四川大学，得到组织的批准和彭咏梧的支持。经过两个月的苦战，江竹筠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
对于为何要报考农学院，她解释说，希望等全国解放了，自己的专业相关知识会有用武之地，我们是农业国家，将来总要关心农业的。
考上川大时，江竹筠已经24岁，比多数学生要大一些。因为她学习用功，又是川大学运组织的负责人，深受大家尊重，大家就亲切地称呼她为”江姐“，自此，这个尊称流传至今。
可她离开重庆，彭咏梧的安全就出现了隐患，毕竟一个妻子突然从家庭中消失了，难免会让街坊邻居胡乱猜疑。
为避免彭咏梧身份暴露，组织要求江姐暂时休学，回重庆与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江姐于1945年8月下旬回到川大继续读书。第二年4月，她在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顺利地生下了儿子彭云。
组织上决定再次把江姐调回来，以敬善中学兼职会计的身份，继续协助彭咏梧开展工作，并让江姐具体负责宣传和学运工作。
何理立回忆说，这一年是江姐短暂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虽然整天很忙，她却很开心，能够全家团圆，与丈夫、儿子在一起，她感觉很幸福。
1946年12月，北平大学女学生沈崇在北平被两名美军士兵，此案引发了大规模的行动。
彭咏梧、江姐等人组织领导了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响应北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同时组织小分队在街头、郊区开展反内战、反对美军暴行的宣传活动。
1947年，机关报《新华日报》被关停，在彭咏梧的指导下，江姐秘密发行了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
当年10月，彭咏梧被任命为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到万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江姐则继续在重庆做交通联络员。
这样一来，两个人都忙于工作，就需要有人帮助照看孩子。二人经过商量，决定请彭咏梧乡下的妻子谭正伦来重庆帮助带孩子。
此时的谭正伦，对丈夫在重庆结婚以及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还在乡下等待丈夫的消息。
鉴于此，组织上同意将彭咏梧夫妻的情况告诉在重庆工作的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
谭竹安就职于重庆《大公报》，是外围进步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成员，思想比较进步，组织上有保留地将彭咏梧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
“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不是几句话说得明白的，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完成这次任务后，我一定清理自己的感情，让你姐夫回到你姐姐身边。
但孩子是彭家血肉，我想请你姐姐来帮助照看一段时间，等我达成目标再把孩子接走，你们一家人团聚。”
在谭竹安的劝说下，深明大义的谭正伦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重庆照看彭云，彭咏梧与江姐则去川东组织武装起义。
二人临走前，带着彭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这也是他们三口人唯一一张全家福。
1948年1月，在巫溪安子山战斗中，彭咏梧为掩护游击队员撤退，不幸中弹牺牲。
她表示，老彭在啥地方倒下，我就在啥地方坚持工作，因为我比其他同志更了解那里的情况。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在万县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你们可以逮捕我，但不可叫我交组织。……老实告诉你，我没有组织，任凭你怎样！
特务用一把竹筷子夹住江姐的指尖，在她手指上来回猛夹。江烈士痛得连声喊，腰弯下去站不起来，脸色苍白，后来喊不出来了，但始终什么也不说。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者罗广斌、刘德彬等人回忆，特务们给江姐用尽了酷刑，夹手指、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把手脚反绑在后面，面朝下放入水中）……她在酷刑中昏死过3次，后来连坐立都困难。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柔弱的江姐承受着失去丈夫，离别幼子的巨大悲恸，继续与敌人战斗？
特务们发现严刑拷打对江姐没有用，就换了伎俩，表示只要她写个悔过书，承认自己是误入歧途，就放她出去。
她知道敌人的阴谋，是想利用她的名气来打击其他人，一旦自己签了悔过书，难免要答应敌人出卖组织和其他同志，这对她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江姐在狱中的故事传到外面，潭正伦非常难过。她抱着彭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托党组织带给江姐。这张照片给江姐带去莫大的安慰，激起她无比的战斗勇气。
在狱中，她鼓励大家加强锻炼和学习，迎接重庆解放。她清楚自己再没机会向谭正伦解释她与彭咏梧之间的事，就托人带信给谭竹安：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幺姐（谭正伦）是否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江姐的“愿我们早日见面”的愿望显然是安慰自己，也安慰谭竹安，她清楚自己不可能再有与他、与孩子见面的机会了。
3月，在民盟领导人张澜的活动下，释放了一批被抓的民主人士，却没有释放江姐在内的人。
11月30日，刘邓大军解放重庆，千年古城翻开了新的一页，江姐却未能等到这一天。
此后，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谭正伦把亲生儿子送入孤儿院，把彭云带在身边，专心抚养长大。
1977年，江姐的儿子彭云在恢复高考后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江姐的孙子彭壮壮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后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目前就职于美国麦肯锡公司。
